传媒时代的小说写作：痛苦还是有的
[ 传媒时代的小说写作 ]
李洱
很多年前，我读过俄国诗人布罗茨基的自传，《小于一》。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小于一”的意思是大于零，当然也可能是小于零。它可能暗示了写作和生活的关系。他的自传里面有一句话，我真是深有同感，他说在写作这个行当里，你积累的不是知识，而是疑团，这些疑团就是所谓的技巧的代名词。写作这个行当与别的行当不一样，很多时候你惟一知道的，就是那么多事情，那么多触动你的东西，使你跃跃欲试的东西，你却不知道如何下笔。换句话说，你惟一知道的就是你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如何下笔的原因当然很多，比如你不愿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您无法调整好词与物的关系，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无法应对现实。对写作，我有很多怀疑，很多疑团，但是我又未必能把这些怀疑弄清楚。
报纸，电视，网络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城市就不用说了，现在连乡村也被传媒覆盖了，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支着一个大锅，也就是卫星电视接收器。我看过一则资料，是尼克松的自传，提到尼克松曾经送给毛泽东一台电视机。尼克松对基辛格说，只要毛泽东看了电视，就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了。现在很难想象，国家领导人之间互赠礼物还有送电视机的。可是前几天，我看报纸，说的是韩国总统卢武铉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卢武铉在跨过三八线的时候，随身带的礼品，要送给金正日的礼品，竟然也是一台电视机，当然比尼克松送给毛泽东的那台电视机高级一点，是一台液晶电视，同时卢武铉还送给了金正日一块手表。手表好像有点重复了，考虑不周啊。因为电视里面也有时间，也可以报时。有一点大概是我们都会同意的，那就是尼克松和卢武铉，大概都相信电视具有改变时代的能力，具有改变社会形态的力量，它传递的是一种时髦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全息图像，一种具有主导性力量的价值观。现在没有人能够讲清楚，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与尼克松送给毛泽东的那台电视机究竟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现在无法预测卢武铉送给金正日的那台电视机，会对朝鲜构成怎样的冲击一样。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到今天为止，电视、网络等传媒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还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幸福观、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都会因为传媒的强势介入而发生变化。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被影响的人是全体性的。前几天，我在《新京报》上看到一篇报道。你们看，我也不断地提到报纸。《新京报》上说，中央政治局五年来集体学习44次，平均40天一次，有89位专家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人上课。2007年，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就是关于网络的，叫“世界网络技术发展与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当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可能是“管理”。他们学习的内容很丰富，这一次是关于电脑网络的，下一次就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再下一次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而再下一次是关于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很有意思，一个非常具有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文本。也是在前几天，上海同济大学刚开了一个会，叫“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我注意到朱大可先生的发言是“文学的死亡与蝶化”，依照朱大可先生的研究，文学是个伟大的幽灵，它到处在寻找寄主。第一次它选择了人的身体，用舌头语言展开，这说的如果不是洞穴里的原始人，那就是农耕时代月光下的说书人；第二次它选择了平面书写，催生了文字文学，这说的好像是我们还在写作的这些遗老遗少；如今老人家要第三次乔迁新居喽，也就是要选择新媒体，包括网络小说、手机短信喽。不管怎么说，这似乎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从高级领导人到先锋批评家，都认同这已经是个传媒时代。
有一个英国人，叫戴维·巴特勒。他的《媒介社会学》影响很大，据说也是高校研究传媒的人的必读书。关于大众传媒，戴维·巴特勒有很多名言。他说媒介信息就像皮下注射器一样，轻松注入人的皮肤，使个人无力抵抗。哦，他说的这不是吸毒吗？那么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个人就会显得既孤立又脆弱。他们在顺从地接受影像的同时，也顺从地接受了摄像机背后的价值体系。他的另一句名言是，传媒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就像拴在皮带上的狗，掩盖了一个被约束的现实。好啊，我们看那条狗，它连撒尿都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树。确实，很多时候，面对着各种强大的电子媒介，强势的传媒系统，我们的大脑、身体，好像被植入了某种芯片，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它发出的指令行动。连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无法逃脱它的指令。电视说书人易中天不是有一句名言吗，说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肯定也会上电视的。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也太辛苦喽。他想说的是学者们都不会愿放过大众传媒这样的平台，愿意在大众传媒上露个脸。开个玩笑，现在女孩子的脸蛋都比以前漂亮了。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心理在作怪，后来发现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为有些女人也认为，现在的女孩子们确实比以前漂亮了。要知道，要让女人说出另一个女人漂亮，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为什么会变漂亮呢？这与其说是化妆术、美容术起了作用，是食品结构的改变起了作用，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审美的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女孩子脸蛋上的骨髂的变化以及肌肉的生长态势，预先规定了她们的一颦一笑。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文学虚构，真是吃力难讨好。因为职业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会与我有相近的感受：受大众传媒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作家这种职业。许多人都认为，与其读小说，还不如看报纸，看电视新闻。有许多大教授大学者，都是报纸迷。我看过北大的一些教授对王瑶先生的回忆，王瑶教授每天都要看十几份报纸的，看完之后，还要评论一番的。以前，我经常听人说，外国人一上火车，就拿起一部长篇小说看。很多人很羡慕，尤其是作家们羡慕：看看人家，看看人家的读者。可是，我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国外的地铁上，人们拿的也都是报纸嘛。其实我们的地铁上面，也有很多人捧起书看的，当然那不是小说，可能是公务员考试的资料。人们之所以舍小说而读报纸，舍小说而看电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觉得新闻报道是真实的，是非虚构的，而小说是虚构的。小说是通过虚构达到真实，需要通过一个转换，而新闻报道直接面对真实，与小说相比，报纸、电视似乎更有现实主义精神，上海的张三就是上海的张三，不可能是北京的李四、河南的王麻子一起勾兑出来的张三。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连傻瓜都知道了，新闻并不都是真实的，通过剪辑、通过信息的重新编码，即便新闻的所有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会是假的，新闻惯用的伎俩就是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或者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真实，从而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创作出一个新的谎言，差不多成了用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虚构文学。所有从事过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非常丰富的经验。当然，这种情况当然不仅会出现在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度。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克朗凯特，他同时也是电视新闻主播。世界各地的新闻主播制度的兴起，就是源于这个克朗凯特。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新闻栏目，栏目的名字就叫《克朗凯特晚间新闻》。从克朗凯特开始，电视新闻主播开始全面介入整个新闻流程，从选材，到拍摄，到后期制作，再到配发广告，全面掌控整个生产流程。我们留意一下中国的电视新闻杂志就会发现，白岩松、水均益们也试图向这方面靠拢，当然他们比人家晚了三十年。当时克朗凯特的影响有多大呢？他可以影响美国社会，影响冷战格局，也就是说他可以同时影响东西方两个阵营。当年的约翰逊总统有一句话，说他可以不听国会的，但必须听克朗凯特的。不听国会失去的是选票，而不听克朗凯特将失去美国的民众。就是这个克朗凯特，被认为是“美国最值得信任人士”。那么这个人最担心什么呢？他最担心街上的老太太走过来对他说，老弟，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他当然知道，自己说的并不全都是真话。我也曾在一篇小说中开玩笑，说这个世界上谎话说得最多的，就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他们每天都字正腔圆地说着谎话，巧言令色啊。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这种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镜头、文字、图像有可能包含着更大的虚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包括前面提到的王瑶教授，还是愿意把很多时间交给电视、报纸、网络。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虚构是否还有必要？在大众传媒横行霸道的时代，小说何为？
在此我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虚构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对体制的不认同，对日常生活的抗争。也就是说，非虚构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使得小说存在的理由显得更加坚实，更加充分。事实上，当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为了“他者”。“他者”这个词，我套用的是西马的说法，马尔库塞的一个说法。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这种暂时身在庐山之外，让我们不仅得以认清现实，而且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当然，它也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的身份。
其实，这样一种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只是在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可以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答案不一定能找到，也不一定管用，但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说到历史上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那例子太多了。比如，我们现在公认的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福娄拜的小说，就与大众传媒有着深刻的关联。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最早就是从报纸上来的嘛。我最近在看一部福娄拜的传记，叫《福娄拜的鹦鹉》，里面对福娄拜与传媒的关系也有很多描述，福娄拜作为一个作家真是生于斯死于斯，生于媒体死于媒体。比如，现在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来自没有大众传媒的刺激，鲁迅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先不说鲁迅的杂文都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杂文嘛，他要立竿见影，要一针见血，要痛打落水狗，所以选择报纸可以理解。但鲁迅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且因为报纸版面的变化，编辑工作的调动，鲁迅可以随时调整每个段落的字数。如果不是因为编辑催稿过急，阿Q先生还可能多活几天呢，他要是多活几天的话，谁知道阿Q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故事，说不定鲁迅先生不让他死呢，让他成为一个死而不僵的人呢。果真如此，我们从阿Q身上发掘出来的对于所谓的国民性的认识，与今天会有很多不同。因为鲁迅和福娄拜的例子，我们是否可以稍微胆大一点，来下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它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现代小说其实也是现代传媒发展的重要成就。
鲁迅这样的作家，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似乎还可以理解，那么另外一些作家，另外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比如沈从文，他也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且他看世界的方式，他想象世界的方式，他表达世界的方式，他的小说文体都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密不可分。但非常奇怪，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为什么会忽略？因为他的小说文体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非常隐蔽。沈从文只写了一部长篇，就是《长河》。《长河》最早也是报纸上发表的，是发表在香港的报纸《星岛日报》副刊上面，时间是1938年，从8月连载到11月。最近，因为我的那部写乡土生活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再版，有人问到我对乡土文学的看法，我不能乱说啊，就把沈从文、赵树理的小说看了一些。沈从文的小说我看的就是《长河》。《长河》出单行本的时候，沈从文又写了个题记，讲了写这部小说的缘起。他讲到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他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这个时候他离开凤凰已经十八年了。所以他说，他一进入凤凰，发现什么都变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乡村社会的那种正直朴素，那种人情美，几乎消失殆尽。然后，他提到了“现代”二字，他说“现代”二字到了湘西，显得非常具体，怎么具体呢，就是原来抽水烟的，现在改抽纸烟了，人们现在也开始吃罐头了。同时，政治生活中的公文八股，也进入了人们的交际，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然后，他荡开一笔，又提到了他最著名的《边城》。他讲到了他为什么写《边城》，说自己写《边城》，是为了将“过去”和“当前”进行对照，他要提出的是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问题。他接着又说，他还要将写《边城》的路走下去，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怎么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的样子，加以解剖和描绘。
沈从文的题记写得很长，我们从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他没有在京城生活的经历，如果他没有接触到现代媒体，他是不会写《长河》和《边城》的。有意思的是，在《边城》当中，沈从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将“过去”和“当前”进行对照，他向我们展示的是湘西社会非常纯美的那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造了一个希腊小庙，所以那种纯美带有某种宗教情怀。而在《长河》当中，沈从文不断地提到现代媒体，其中提到最多的是《申报》。我在写《花腔》的时候，曾经查找过一些关于《申报》的一些资料，因为这是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十九世纪创刊，1949年才停刊。它的影响有多大呢？大到成为报纸的代名词，成为现代中国传媒的代名词，有点像用鲁班来指称木匠，说到投降派那就是宋江。在提到《申报》的时候，沈从文还经常提到一个现代词，当时那真是个现代词，和现在的“新农村运动”一样很现代的，这个词就是“新生活运动”。我们都知道，那是蒋委员长亲自抓的，这个运动从1934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十五年啊，这应该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比后来的“文革”还要长。我们在钱锺书的《围城》当中，也可以看到对新生活运动的有趣描述，反讽式的描述。小时候我看过一部书《金陵春梦》，也叫侍卫官札记，里面对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也有许多有趣的描述。我们现在都知道，行人走路靠右走，这其实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之一。当然这个运动，一方面是要跟世界文明接轨，开车走路要靠右，一方面是要提倡所谓的礼仪廉耻，复兴传统文化。既要搞接轨，又要搞复辟，两手都要硬。这其实是现代以来中国历次运动的核心。怎么说呢，这么一来，《长河》这部小说就变得非常有趣，既充满着民间话语，又充满着一系列大众传媒话语，而那些大众传媒话语大都是用民间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呈现出一种新的现实。沈从文写《长河》的时候野心大得很，准备写四卷本的，准备写成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巨著的。沈从文的野心还体现在，他准备用自己的小说对那个时代做出强有力地回应。沈从文这个人啊，貌似平和冲淡，其实是很激越的。所以他在叙述方式上，也做了很多调整，现在重新翻阅《长河》，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与一般的长篇小说迥然不同，还真称得上是众声喧哗。在叙事上它也不像是一般的长篇小说，倒像是说明文，地方志，风物志，小品文，是一系列碎片的连缀。最近几年有一个词经常被人提起，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这本来是卡尔维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你可以发现，《长河》还真的有点像卡尔维诺提出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以为，也可能是误以为，这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在他那个时代，对小说做出的一种必要调整。
如果联系到沈从文同一时期写下的《边城》，我们会发现他的调整实际上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把大众传播当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把大众传媒与现实的关系当成一种新的现实，然后正面去表述。套用余华先生的话来说，这或许就是正面强攻。一个是，似乎是，完全逃离现场，背对现代文明，去描述一个未被现代社会所浸染的边城。我们看《边城》的时候，确实就像在读《桃花源记》啊，那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非常自足的世界，一座塔一条河，一个老人一个少女，一条船一条狗。真实世界中的边城，毫无疑问不是沈从文描述的那个样子。如果真是那个样子的话，沈从文出来当兵干吗？干吗往北京跑啊？据说，沈从文写的翠翠有张兆和的影子，脸盘长得都很好，还都有点黑，俏黑女子。沈从文好像用到一个词，叫“黛”，林黛玉的“黛”。但我们不要忘了，张兆和是个洋学生，张兆和一家人都是洋学生。而翠翠却像是一个美好的小动物，她最大的玩伴不是书本，而是那只黄狗。这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沈从文是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带着对女洋学生的感受，来写《边城》的。
从表面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称为地方性叙事。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沈从文的这种地方性叙事，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乡村故事，也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传说。他的写作其实很复杂。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写作的热情，他的地方性叙事的意义，看成是外部世界刺激的结果，看成是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符码介入的结果，我想这种说法大致上可以成立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乡土作家对现实的两种回应方式，他的写作也由此与获得了长久的意义。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或者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被认为是一个乡土社会。即便是我们的都市，也会被认为是乡土背景下的都市。但是，我们在书写乡土社会的时候，肯定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书写的。在我看来，沈从文虽然自称乡下人，但他确实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想想看，他在那个年代就意识到了大众传媒的问题，并在文体上做了回应，真的很不简单。我想，他的写作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启示。其中最生要的启示，我想是他提供了想象世界的方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沈从文想象世界的方法，以及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的意义，都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具有启示性。
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与沈从文那个时候相比，大众传媒对时代的影响现在要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同时，传媒的性质也有了某种变化，如果说在《申报》的那个时候，现代传媒还是国家意志的象征，政府以及报人似乎也都相信，媒体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类似于“统一度量衡”的作用，而且它同时确实具备某种现代性，有着更多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现在，大众传媒确实发生了变化。就中国的媒体而言，这种变化当然更多是积极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突出，而且可能越来越突出。从2004年开始，波兹曼的一本书，很薄的一本书，叫《娱乐至死》，意外地成了一本畅销书。当时我的一部小说，就是前面提到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和这本《娱乐至死》同时获得了一个奖，所以我就翻了翻这本书，没想到一下子看进去了。作者的另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写得也很有趣，很娱乐，也很尖锐。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大众传媒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可能极端一点，但它确实能够点中穴位。我自己觉得，他的一些说法，对中国的媒体同样有效。
波兹曼说，当代大众传媒其实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娱乐的声音，都在拼命搞笑啊。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一个播音员因为长得丑一点，不能带给人视觉的愉悦，收视率就会直线下降，那么这个播音员的下场就是卷起铺盖滚蛋。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到一个有趣的事，说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如果联想到尼克松当年给毛泽东送了一台电视机，那么这件事就更加有意味喽。按波兹曼的调查研究，“水门事件”之所以会暴露，是因为尼克松在电视上的形象有问题，不像老实人，很像一个说谎者，从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尼克松还真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发现，从此尼克松也给世界贡献了一个词组，叫“X门事件”，比如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等等。波兹曼还提到，里根当年参加总统辩论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他在辩论的时候讲了个笑话，所以报纸上第二天的标题就是里根用一个笑话，用一个段子，击败了对手。波兹曼在罗列这些有趣的事，哦，这种罗列方式好像也是在讲段子，讲笑话，之后，波兹曼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正在不自觉地进入另外一种专至社会，这种专至不同于以前的专至，它采取的手段不再是监狱，不再是皮鞭，不再是老虎凳，不再是辣椒水，而是欢乐，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欢乐和谐。你不能不承认波兹曼的目光非常刁钻。如果我们承认他说的是事实，那么这种媒体的专至，一种娱乐的专至，确实非常隐蔽，大象无形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再体验到那种传统的痛苦，那种老式的痛苦，那种细致入微的痛苦。个人的痛苦在这个时候显得很没有意义，不值一提，没有说头，别人可以一笑而过。好像是对波兹曼这句话的验证，波兹曼虽然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但是他在2003年死去的时候，他的死是无声无息的，没有激起半点涟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的新闻媒体正热衷于一件事，那就是以出演男性机器人著名的施瓦辛格正在竞选州长。施瓦辛格这个好莱坞明星的参选和当选，使得政治竞选制模式与好莱坞的娱乐模式完全同一了。我们知道，施瓦辛格演的都是关于未来世界的影片。机器人嘛，大卸八块仍能毫发无伤，还能给人带来快乐。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寓言。
当然，我们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由媒体控制的娱乐时代，我们就没有痛苦了。痛苦当然还是有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体验到的痛苦，是一种受大众传媒影响之后的痛苦，一种很新型的痛苦，听上去好像还有点别致的痛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说以前女人的痛苦，那可能是易卜生所写的娜拉式的痛苦，娜拉是走出去呢，还是继续呆在家里？鲁迅后来不是也写过文章嘛，娜拉走后怎么办？走了之后是重新回来呢，还是继续呆在外面？要呆在外面那会干什么呢？这是女人的痛苦。现在不了，鸟枪换炮了，现在女人痛苦变成了一种化妆的痛苦。如果说她们从那种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来，从棍棒、老虎凳、大男子主义的淫威下解放了出来，那么她们现在进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一种面对镜子时的痛苦：我为什么没有章子怡那么漂亮呢？我没有什么张曼玉那样的身材呢？梁朝伟为什么盯着汤唯看，而不盯着我看呢？不行，章子怡用什么化妆品，本姑娘也得用什么化妆品，张曼玉在电视里穿什么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么像的旗袍，汤唯用什么样的手袋，小姐我也要用什么手袋。而且电视、还有电影在描述女人的时候，女人的身体似乎是可以切割的。这个电视作品、电视广告重点在女人的乳房上做文章，所以无论是服装还是摄像还是灯光，都在造成爆炸效果。那部电影因为要展示旗袍，所以文章重点做在腰上。一种整体的女人形象，整体的人的形象，在此被瓦解了。那么这个时候，女人就从一种专至进入了另一种专至。当然这不仅是女人的问题了，男人遇到的问题同样严重，或许更为严重。而这种专至，是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是大众传媒迫使我们就范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痛苦在哪里？在这样一种欢乐和谐的气氛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又在哪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虚构肯定要做出某种调整。我本人好歹也是个编辑，我在大量来稿中可以看到，对当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进入浮世绘式的描述。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沉迷其中的描述，是一种渴望着被同化。我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更多的反思性的书写，对这样一种新的专至进行反思式的书写，对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所面临的威胁的反思性的书写。尽管如此，我仍然乐于承认，这确实也是一种调整，而且在市场上还非常有效。当然，我更乐意看到另外一种调整，我觉得它更有精神性的意义。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敏感的作家，经常在强调小说的叙事资源问题。莫言的小说《檀香刑》是个重要的例子，《檀香刑》实在是个神品妙构啊。格非的《人面桃花》也是个例子，毕飞宇的《玉米》也是个例子。这三部小说当然都是当代名篇，是屈指可数的杰作。莫言在《后记》里面提到的大踏步后退，很多批评家还加入了讨论，大致意思是说，莫言是在向传统小说致敬。格非的《人面桃花》，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受的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毕飞宇刚发表《玉米》，如潮的好评还没有到来。我与毕飞宇私下有过一次长谈。他问我对《玉米》的看法，我的评价当然很高喽。别笑，那不是客套话，而是心里话。当时我谈的也是叙事资源的问题，我说我甚至读出传统小说的味道。毕飞宇当时一高兴，就向我透了个底，说他正在看《金瓶梅》和《水浒》。据他说，《玉米》这个篇名来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这也非常有意思，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一边写着《玉米》。我觉得毕飞宇随意说出的这样一个情形，倒可能说明了当代写作的重要处境，一种复杂的处境。而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一种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我还想说，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与沈从文的小说相比，他们还是做出了很多调整。比如，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对乌托邦的描写，就与沈从文的乌托邦描写，完全相反，那是一种反乌托邦，里面吸收和消化了很多学科的比较新研究成就，它最后呈现为作家对现代史的一种苦涩的解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这种文体，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来对大众传媒所代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调整。在虚构的形式上，在文本结构的编排上，吸收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一些重要元素。我本人曾经对这样一种尝试非常着迷。我最近在南帆先生的一部著作，叫《理论的紧张》，看到他引用了一个多媒体作家的说法，非常有趣。这个作家叫保罗·罗伯茨，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多媒体作家的自述》。文章中，他提到数字技术对文本的影响。他说，以前的小说，故事，只能以一种方式讲述，故事既然有了开头，那就会有结尾，所以故事一开头就是大江东去，要奔向结尾，这是一种线性的讲述方式。那么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非线性的，有许多可能性加入进来，四处蔓延，形成一种新型的、更为复杂的文本结构。他举例说，如果我们在光盘上找到莫扎特，用鼠标点开，你就可以找到有关莫扎特的所有链接，你可以读到相关的18世纪的音乐或者维也纳歌剧的文章。还不仅如此，你随之点出唐璜这个词，然后就得到了另一个文本。接下来，你可能还会听到歌剧的片断，啊啊啊什么的。那么接下来可能是帕瓦罗蒂的死，他的前任老婆后任老婆，一大堆女儿在争遗产什么的，刀光剑影，鼓角铮鸣。随之出现的可能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足球，马特拉齐和齐达内，那个像靴子一样的国家的很多风物会突然闪现。我们会发现，你很快会从一个事物跳到另一个事物，从一个词进入另一个词，从一个片断进入另一个片断，用南帆先生引用的罗伯茨的话说，你是沿着不同的符号路线转入各个分支通道，并根据一个巨大的文本库创造出一个非线性的叙述文本。
因为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现在我们对这样一种描述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想起很多年前，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对一个朋友谈起，我曾经想写一部小说，就是用报纸的方式写一部小说，有无数的相关链接，但围绕着一个人的命运展开。我连名字都起好了，就叫《孙良晚报》。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写一个叫孙良的人的故事。但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别的方面，所以这部小说只留下了部分片断，只是以中短篇小说的方式发了出来。现在我看到罗伯茨的描述，我感兴趣的是他对这样一种编排方式有着怎样的评价，怎样的感受。我吃惊地发现，他的感受跟我当初的担忧非常相似。什么感受什么担忧呢？就是这种文本的零碎感让人感到不适。所有的文本虽然可以相互链接，但它们实际上是彼此隔绝的。那么这样一来，作品不可能有自己的风格，我们知道作家的修辞风格是作家存在于世的重要证明，那么这么一来，作家何在？更重要的是，作家又如何亮出自己的观点？当你的写作变得和报纸一样的时候，你的写作和报纸的区别在哪里？你是不是被报纸同化了？我知道这种写作，很多时候被命名为狂欢化的写作，它也确实有某种狂欢性质，狂欢到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够用了，跟不上喽。这种情形下，你是否还有时间，哪怕一点点时间，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学的静穆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你本人何在？你的意志何在？你似乎冲破了原有的文本的限制，但你却进入了另一种限制，所以你的自由写作说到底很可能是一种假象。我想，这种困境可能也是进行比较极端的文体实验的人，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想对此保持警惕或许是必要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终于认识到，我们确实还有许多苦痛，而自己的苦痛在好多时候是无法被娱乐化的，是无法被通约的，是需要你个人，或者你这个写作群体独自去面对的。也就是说，我们依然有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无法被化解。我们依然有着自己的黑暗背景，需要自己去面对。那些苦痛，那些属于中国作家自己的苦痛，仍然会不时地袭上心头。虽然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俗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经济和文化产品已经涌入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氛，但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依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在向前滑行。那么，与此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好像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与国际社会大面积接轨，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前现代时期。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处境。因为处于前现代时期，所以，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暴力、愚昧、压抑，我不妨把这样一种痛苦称为“重”的痛苦，它是一种“重”，一种难以承受的“重”。我由此想到波兰作家米沃什的一个说法，米沃什说，事实上存在着“另一个欧洲”，而波兰就处在那“另一个欧洲”。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波兰虽然处于欧洲，但是波兰人却依然生活在欧洲的某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之中，生活在欧洲的过去时。所以，他那种痛苦，在别的欧洲人看来，是一种过时的痛苦。那么，这样一种境遇与我们现在的境遇，其实非常相似。对别人来说，历史可能已经终结，马拉松长跑已经撞线，香槟酒已经打开，甚至香槟酒的泡沫已经消散，但对我们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仍能感受到历史的巨大压力。所以，我说这是一种“重”。
那么除了这种可以称为“重”的痛苦之外，我们确实还有一种比较新鲜，听上去也比较别致的痛苦，同时也确实很真实的那种苦痛。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以及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这种新鲜的痛苦，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这种痛苦或许也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显然，这样一些经验，都是我们无法轻易消化的。但是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无法被大众媒体吸纳的经验，都有赖于我们去呈现，而且或许只有通过小说虚构去呈现。
所以，我最后想说，在这个传媒时代，不管你做出怎样的应对，怎样的调整，你最后要解决的，是如何用小说去面对这种“轻”和“重”的痛苦，面对它们的繁复关系，小说的虚构也由此可能获得它的意义和尊严。让我回到刚开始提到的布罗茨基的那句话，那个关于疑团的说法。我把我的疑团弄清楚了吗？没有，很可能那疑团越来越大了。
《江南》201102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作家，《莽原》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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